帆布袋

　　作為一本大學教課用書，當然無法縱橫深論，也不可能面面俱到；既要避免陷於斷爛朝報式的堆砌，也要不落入天馬行空式的議論，尤要顧及講教時數的局限；古今多少事，欲說還休；最後，只能“輕其所輕、重其所重”，有選擇性地集中講述其中幾個核心課題而已
　　□黃源盛
　　凡事講求實效的當代人，每逢學校新開一門課程，總喜歡問:為什麼要學?學什麼?怎麼學?
　　明代以前，在傳統中國，法制史的研究乃屬史學的一部分；自清代開始，專門從事史學的研究者才姍姍來到。從某種意義上說，一門學科要在學術界確立地位，為世人所承認，必須在大學里正規系統地講課。而“法制史”課程列為大學法律系所必修者，可遠溯自清光緒三十二年(1906)修律大臣沈家本所籌辦的“京師法律學堂”，當時所開列的科目為“大清律例及唐明律”和“現行法制及歷代法制沿革”；可以說，沈氏是中國法史學科的奠基人。後歷經民初北京政府頒佈的《大學令》和《大學規程》，其中所訂法科課程中均列有“法制史”一科；到了20世紀40年代初，幾經修定後，“中國法制史”列為必修課，已趨於定型。
　　時移勢遷，近些年，今人常將法史視為“冷僻之物”，學生對於修習法史課程的意義與價值，多少有些疑惑，甚至有畏難和排斥的情緒；法律學研究所更少有人選修這方面的課程，每多以為“學而不能求現，所學何用?”時也!勢也!早在數十年前，論者對於法制史教育就有“辦學者既輕其事，教學者益懈其責，修學者至於虛應故事”的感嘆，至今仍未多改善，何以致之?
　　現實如此這般，法史學教育究竟該如何重新定位?要如何避免這門學科被極端“邊緣化”?這須要認清真相，也要勇於承擔與善加應對。多年來，我一直以為，一門學科進步的遲速，往往視其修習的興趣以為衡；興趣濃厚，無須鞭策，水到渠成；興趣淡然，勉強督促，也難有功。
　　或許要問:怎麼樣才能提升年輕人對法史修學的興緻?首要之務，或在於師資的適纔適所；其次，是教材內容的脫俗中肯以及教學方式的生動深刻；尤其重要的，恐怕是觀念的改變，要讓學子能意識到，過去的法律制度或法律思想，對於眼前的法文化仍有抽刀斷水的關聯性；歷史告訴我們，傳統與當代並非那麼的涇渭分明，也沒有所謂的楚河漢界；傳統既是一宗包袱，也是一筆資產。如果我們不對過去的法文化作一番深入地考察與評價，便無法理解中華法系是如何從傳統過渡到近現代，也就不能從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借鏡與啟示，更不能為未來的法制改革獲得先機。
　　青春最是留不住，年少時愛好文史的初衷猶在，而今發已蒼蒼，生命悄悄地來到了秋天的季節，“秋者，天之別調”；和往常一樣，喜歡悠游於山林之間。寧心靜觀萬物，一粒種子，從大樹上掉下來，不到三秒鐘，就被小鳥吃了；一粒種子，從大樹上掉下來，落在石頭上，過了三天就被烈日曬幹了；一粒種子，從大樹上掉下來，剛好掉在溫沃的土壤里，數月之後，長出幼苗，幸得有心人士的呵護，逾三五十年之後，又是一棵聳秀大樹!同樣是一粒種子，“因”相同，“果”何以如此不一樣?或許，這就是我年輕時不太能體悟的所謂“萬般因緣”吧。
　　“飛花墜葉當中，可作因緣觀。”這些年來，經常引用這句話。三不五時，漫步於居家附近的內雙溪畔，空山素月，水自潺潺，遙想起當年孔夫子在川上的感嘆: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晝夜!”也想起李白《把酒問月》的片段:“今人不見古時月，今月曾經照古人。古人今人若流水，共看明月皆如此。”自出入海內外各大學法史講堂以來，流光也似水，忽忽已歷三十個年頭，一直想寫一本既能通達也能扼要的教科書，無奈心長手短，蹉跎迄今。前年歲杪，忽覺眾緣和諧，乃翻檢過去積稿盈尺的講義，而當面對兩三千年漫漫中國法文化長河，到底該如何揀擇?思量者再。
　　作為一本大學教課用書，當然無法縱橫深論，也不可能面面俱到；既要避免陷於斷爛朝報式的堆砌，也要不落入天馬行空式的議論，尤要顧及講教時數的局限；古今多少事，欲說還休；最後，只能“輕其所輕、重其所重”，有選擇性地集中講述其中幾個核心課題而已；自先秦以迄民國，以“歷史時期”區分為經，從法律規範、法律制度到法律思想、法律意識乃至司法實踐，以“問題導向”解析為緯，兼採“變”與“不變”的靜態與動態書寫方式，刪簡修並既有講稿，勉以成編；不求完整，但求“闕”中有料，如此足矣。希望有助於年輕學子人文素養的提升；也至盼有緣人，能提供高見，以利來日的正謬補闕。
　　(本文為《中國法史導論》序言)
　　（原標題：提升年輕人法史修學興緻重在改變觀念）